中国民主同盟会，其成员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与其有联系的爱国知识分子。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雏形是统一建国同志会。
1939年11月，国民参政会中各个中间党派和部分民主人土在重庆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土，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该会的建立，使中间党派初步联合起来，为后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1年3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团体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政团同盟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10月10日，香港《光明报》公开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后来黄炎培因出国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主席。1942年，由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领导的中华全国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后改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有三党三派之；1949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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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贤，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实行民主办校。他对中共党员教授极为器重，对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社会团体极力支持。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大肆****，屠杀共产党，张澜伸张正义，严词谴责，并且多方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张澜沟通川、桂地方军事势力与陕北红军双方签订了《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合作反蒋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以无党派身份受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参政员身份和周恩来交往，协助周恩来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各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促成了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政治上转向进步，行动上抵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扩大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参政会上，张澜敢于当着蒋介石的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排斥异己，抗战不利，谴责批评。 在政界，张澜以不畏强暴、敢于直言而著称。1941年11月，张澜组织民盟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等10项主张。此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署名。提案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拍案大骂，下令严密监视张澜。张澜对蒋介石的强暴毫不畏惧，照常在他的住所召开民盟会议，照常在他的住所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商谈国是。他的家被董必武称之为“民主之家”。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顾特园会见张澜。
一顾特园，毛泽东看望张澜。张澜提醒毛泽东，“蒋介石在唱鸿门宴”，“出尔反尔，居心叵测不能不防”。毛泽东答道，“我们就来他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中共与民盟是安危与共。
二顾特园，张澜宴请毛泽东。毛泽东一进门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回家来了。”说得满园生辉。席间，张澜向毛泽东祝酒，“会须一饮三百杯！”毛泽东举杯相邀，“且共欢此饮！”宴毕，毛泽东为主人题词“光明在望”。——中共与民盟既是知音又是知己。
三顾特园，毛泽东与张澜共商国是。毛泽东通报了谈判的进展以及蒋介石欲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张澜进言：政权、军权对人民至关重要，“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并建议说：要把谈判的成果公开出来，让人民来监督，让人民来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中共与民盟在重大问题上携手共进。
毛泽东三顾特园，为中共与民盟并肩共同战斗奠定了基础。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张澜是民盟的首席代表，、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他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实现交换意见，保持步调一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由于中共与民盟的联手，使得民主力量在政协会议取得了五项决议的胜利。
当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协议，挑起全面内战，张澜代表民盟坚定地与中共代表保持一致，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攻击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反动政客导演诬蔑他的丑剧，特务张贴“法办张澜！”、“打死张澜”的标语，他置之不顾，照样是和中共代表团往来如故。
1947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11月14日，蒋介石军队侵占了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5日，悍然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除了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所谓社会贤达以外，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出席会议。18日，毛泽东就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
在这紧要的关头，张澜指示民盟总部：“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民盟总部遵照张澜的指示，当即发表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协议。一切行动，以此为惟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决不参加。”
民盟继中共之后拒绝参加“国大”，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民同反动派斗争的重大历史时刻，张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民盟站在人民这一边，站在正义这一边，保持民盟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坚持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使国民党反动派孤立共产党，破坏民主力量团结战斗的阴谋彻底破产。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在上海、南京的机关。29日，公布了所谓的《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材料。民盟总部为了维护其合法地位，派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国民党当局强迫民盟“自行解散”并以民盟主席名义发表，否则，勒令全体盟员向当局自首，逮捕所有中央委员。国民党当局不允许黄、罗、叶向上海的张澜请示，强迫三人写好解散《公告》。11月4日，派特务“护送”他们携带《公告》返沪。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既成的事实面前，为了顾全盟员的人身安全，保存实力，6日，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张澜此时此刻十分痛心。《解散公告》发表的次日，他发表《 呼吁书》，严正声明：“本人忍痛于11月6日通告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告同中共携手合作，为摧毁国民党独裁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蒋介石痛恨张澜与他“敌对到底”，欲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1949年春，派武装特务十余人包围了他所住的疗养院，欲将他挟持杀害。由于疗养院负责人与全院职工的具结担保，特务才将他软禁在病房里。上海解放前夕，正当特务欲下毒手的时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及时营救，张澜死里逃生，终获解放。
沈钧儒继张澜之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是救国会著名的“七君子”之首领。“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钧儒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激怒，积极参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36年7月，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陶行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批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文章表达了--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文章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当毛泽东从报纸上阅读到这篇文章后，便致信于沈钧儒等四人及全体救国会会员，信中说：救国会的文章“引起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共产党’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沈钧儒从毛泽东的信中得到了抗日救国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共产党也从沈钧儒这位忠实朋友那里得到了宝贵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的这封信使沈钧儒以及他所领导的救国会，从此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正式的组织联系。沈钧儒也从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蒋介石企图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机构，他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被沈钧儒所拒绝，沈钧儒当面对蒋介石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我们救国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同谁团结。”软的不行，蒋介石便来硬的。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之家中捕人，除陶行之先期出国，未能捕到以外，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大冤案。
“七君子”、“救国有罪”的政治冤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宋庆龄在声明中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罢！他们虽然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的暴政”，声援“七君子”。
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的反动行径，引起了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强烈不满。12月初，张学良出于义愤，专程飞往洛阳，去见在那里正在部署“剿共”的蒋介石，指责蒋介石，逮捕“七君子”是残害爱国忠良。蒋回答，“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蒋蛮不讲理。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之一，即为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爱国领袖”，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七君子”。
“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果夫、陈立夫，要求立即枪毙沈钧儒等七人，以警告张、杨，但为冯玉祥所阻止。冯巧妙地说，杀了沈等人也救不了蒋介石，更堵死了与张、杨通气的余地，千万不可轻率从事。
此时此刻，沈钧儒等七人，也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他们共同表示，如果国民党当局把他们几个人绑出去枪毙，他们就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致从容就义，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法庭审判“七君子”时，“七君子”有一段大义凛然、千古绝唱的对话。
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首先受审。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回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起诉书竟指责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被告不能明白。”
问：“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答：“我想抗日统一，当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为共产党说要抗日，我们就必须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必须要说‘不统一’，这样一种说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
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所利用。”
章乃器是第二被告，接着受审。
审判长问：“你对于各党各派是主张联合的吗？”
章乃器答：“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问：“剿共是错误的吗？”
答：“我们认为我们内部不应该再有摩擦，在亡国的威胁之下，自己内部还有什么恩怨可说呢？”
问：“你们主张抗日救国，是被共产党利用，你知道吗？”
答：“我想审判长和我一样主张抗日的吧，难道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么？”章问得审判长无言以对。
审问“七君子”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沈钧儒等人曾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检察官认定就是这个电报煽动了“西安事变”。
史良反驳说：“比方一家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么？”
章乃器指责检察官说：“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他的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希望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让他做一个中国人，也是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检察官气得暴跳如雷。
这时，在场全体律师一致起立，严正要求审判长，或传唤张学良出庭作证，或出示军事委员会审理案的记录。此时，检察官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完全处于了被告地位。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七君子”。
1943年，沈钧儒70寿辰，举行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茶话会。陶行之在贺词中对沈老先生的奋斗历程做了中肯的评价。他说：“沈先生毕生的的奋斗，主张，生活，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沈先生的主张是什么？有三项：一、抗战，二、团结，三、民主。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便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坚决主张团结；为了要使团结巩固，又坚决主张要实行民主。”
沈钧儒的三项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是为着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并肩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盟以文教界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组织发展的重点是大学教授和在文教界受影响的上层人士。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民盟确定了要领导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积极参加和配合了国家的文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