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大众诗人、革命战士。 陶行知是安微省歙县人，家境清贫，幼年接受父亲和塾师的教育。14岁那年，入歙县县城崇一学堂。肄业时，曾在学堂楼上卧室墙上题词：“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贡献来。”该校为教会学校，两年后，校长唐进贤（英国人）回国，致学校停办。他为了学医，即考进杭州广济学堂肄业，三天后，由于校方对非基督徒学生在选课、学习方面的明显歧视，他愤然离校。他返回徽州攻读了一年英文。1909年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肄业。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到徽州，曾与余德民等人一起在屯溪阳湖余家庄发动起义，事败。辛亥革命后，陶行知被选为州参议会秘书，工作半年后，又回到金陵大学中文科学习。由于同学们协助和当局信任，他开始提任校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积极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他勉励同学要“及时努力，使中华民族大放光明于世界”。1914年6月，他完成金陵大学第四学业时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共和精义》，充满了民主革命思想。同年8月，他在父母和亲朋帮助下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与孙科为同校同学。一年后，陶氏获得政治硕士学位。在学期间，曾任学生会干事。由于坚信他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能有共和制的存在，于是他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教育科学，深受杜威教授（1859-1952）和孟禄教授（1869-1947）的器重，取得了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与胡适为同校同学。1917年，26岁的陶行知自美国学成归国，即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授兼教务长，东南大学教授兼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南京安徽中学校长等职务。他在南京高师任职的第二年（1918），曾积极提出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的主张，即以“教学法”取代“教授法”。他指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他当时提出的上述的改革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及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瀑发后，南京高师学堂才改“教授法”为“教学法”。1918年，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的主张。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倡导职业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陶行知于20年代初曾为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而呐喊。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继续进行改革，就包含有提倡男女同校和招收女生等措施。他对我国于1922年11月颁布的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又称为“六三三四制”）曾作出一定的贡献。1921年10月29日，陶行知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务长、教授孟禄博士到广州进行科学教育实际情况调查，他担任翻译。同年11月初，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代表，被选为正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学制”起草委员，留在广州参加讨论和制订改革学制新方案的工作。1926年7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1921年，南京高师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职，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工作。同年8月初，他迁家至北京。为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他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平民周刊》，奔走了10多个省市，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1926年，陶行知与赵叔愚教授开始提倡乡村教育。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发表的《全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中指出，中国以农业国，85%的人中在农村，只有教育向农民普及，为改造农村服务，中国才有光明前途和希望。他决心“筹备一百万元资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7年3月15日，他与赵叔愚一起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1928年和1929年，他在浙江萧山市和江苏淮安县创办了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和新安小学，积极从事改造农村人才的培养工作。1929年12月4日，他接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科学博士的荣誉。陶行知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逐步感到从自己老师杜威所学得的所谓“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的一套实用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社会中行不通，便给它“翻了半个筋”，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一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把自己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教育试验和探索的文章，选编成《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于1928年出版问世。陶行知开创的乡师范教育运动，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深受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的重视与推崇，他就此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里搞一搞。”（《周思来选集》，上卷p333）1930年2-4月期间，陶行知同情和支持晓庄师范师生参加为反对日本舰队开入长江和支援南京下关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罢工示威****。4月7日，晓庄师范竟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封闭，还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他即逃往上海，幸免于难。这期间，陶行知寄于静安寺路友人家中，从事选编《知行诗歌集》。由于特务追捕日紧，他移居虹口内山书店。同年10月，他在书店经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的协助下，东渡日本避难。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于四川北路，受到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掩护，被聘为该报总管理处顾问。陶行知对办报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史量才很重视，并使《申报》转向进步力量和救亡运动的一边.1934年11月13日史先生被戴笠的特务暗杀。陶行知用笔名在《申报》不断发表杂感之类文章，主张抗日救亡，痛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陶行知逃亡日本时，认真地对日本进行考察，使他看到日本工业发达，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强，强在他科学发达”。这时，他接受史量才巨款资助，作为提倡科学教育的基金。他遂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向儿童和工农大众灌输科学知识。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和“儿童通迅学校”，还主编了《儿童科学丛书》。陶行知极其重视科学教育，他强调每个中小学教师都要懂得一门自然科学，否则就不配当教师。同年9月，他在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国教育界》杂志上以何日平为笔名，发表长达2.5万字的论文��《中华民族的出路与中国教育的出路》。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出路与中国教育的三大出路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他强调现代中国要“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但由于农民的“多生主义”生造人口增长太快，致把“财富都吃光了”。为此，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最根本任务是少生小孩子”，而中国教育者的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由于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次年又发生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抗日救亡，1932年9月15日，陶行知在上海与宝山交界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1934年2月16日，他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创刊。1934年，他在该刊11期发表文章，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毅然宣布把自己名字由知行改名为“行知”。他在这时期出版的专著有《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知行诗歌集》等。是年，还编印了《老少通千字课》（1~4册）。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陶行知把教育作为民族解放斗争武器，1936年1月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提倡国难教育运动，制订了《国难教育方案》，以推进大众文化和保卫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为奋斗目标。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陶行知把“国难教育”转变为“战时教育”，提出以“在战时组织中进行教育，组织民众来参加战时教育”为奋斗目标，《生活教育》杂志也于这时改名为《战时教育》出版。 1936年4月底，陶行知应邀出席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因国民政府拒发出国护照，他遂取道香港再设法出国。 同年4月23日，他离开上海赴广州，在途经广州时，应各方之之请留下来，进行学术讲演活动，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陶行知于同年5月5日至20日期间，曾应当时在广州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政务委员会的党务委员李宗仁的邀请，前往广西观光和讲学。5月5日，陶行知与李宗仁及其随行人员一道离开广州赴广西梧州。他在梧州、南宁、武鸣县等地作了十多场讲演。及至5月20日上午时，他才与李宗仁一道乘专机由南宁飞回广州。 在广州再停留半个多月后，才于6月7日离开广州到香港。同年7月10日，陶行知受全国救国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离香港赴欧美28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他把讲演所得酬金汇回国内作为抗日救亡的费用。11月23日，中国人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史良、王造时等七人（世称“七君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陶行知虽身在国外，也被国民政府宣布通缉（这是他生平第二次被通缉）。陶行知经过两年零一个月出国活动，胜利完成出访任务。于1938年6月15日离纽约回国。8月30日下午抵香港。在港停留了三个多月。其间他曾对记者发表谈话，宣布了回国三愿：一是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创办难童教育，培养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发动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投入抗日救国斗争。由于蒋介石、陈立夫口是心非，晓庄学院终未办成。同年11月1日，陶行知创办的香港中华业余学校于九龙山东街“中华儿童书院”内正式开学，学生二百多人（1939年3月5日又招收第二学期学员二百多人）。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创办的收容和教育难童的育才学校，在重庆附近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开学。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他积极倡导“民主教育”，并把《战时教育》杂志改名为《民主教育》出版。他还负责主编中国民主同盟《民主教育》和《〈民主〉星期刊》（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发起人之一，任中央常务委员）。他还一再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重庆的各种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1946年1月，他和李公朴、史良等人在重庆管家巷28号创办了社会大学，亲任校长。1946年4月，陶行知离重庆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大办教育事业。此后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百天”。他接连在学校、机关、工厂和广场发表争民主，反内战的讲演达百多次。7月中旬，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在昆明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获悉自己初列在黑名单中的第三名。7月16日，他作好“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并给育才学校师生写了悲壮慷慨的最后一封信，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临危不屈、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情怀。7月24日，他至友人处，与之畅谈时局，接着整理诗稿至深夜。翌日（25日）凌晨，他终因劳累过度，刺激过深，致脑溢血，不幸溘然长逝。陶先生突然逝世的消息传出，上海的周恩来听到此噩耗，热泪纵横地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同志接踵牺牲，我悲愤填胸，怒火中烧，把眼泪烧干了！现在看来，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会很远的。总希望多几位朋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这几天，在昆明，牺牲了二位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现在上海，又失去了陶先生，怎能不令人悲痛？”接着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称誉陶行知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外布尔什么维克”。毛泽东称誉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当时在上海、南京、延安等地，都隆重地举行了陶行知先生的追掉会。